花球

　　我想去屈原的故鄉看一看。
　　觸發我這趟尋訪的是當地一個村民的故事。一位名叫徐正端的老人，心甘情願為屈原守廟，一守就是25年。
　　資料里說，世界級大詩人屈原誕生在湖北宜昌秭歸縣的樂平里。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湖北人，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帶著田園色彩的地名，就連送我去的汽車上的導航對此也很“陌生”。
　　輸入“樂平里”，導航儀顯示“無搜索結果”。再輸入“屈原廟”，仍然“無搜索結果”。
　　後來，汽車在導航儀的指引下朝一個叫“屈原祠”的地方開去，這是唯一能搜索到的跟“屈原”沾邊兒的位置。資料里恰好提到，屈原祠就在“屈原故里”。我心想，找到屈原祠，應該離屈原的故鄉不遠了。
　　穿過一個又一個隧道，盤過長長的三峽翻壩高速公路，目的地似乎越來越近。我好像從一個陌生的世界來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。
　　陌生的世界，是我頭腦中對屈原貧乏的所知。屈原是我的鄉賢，但我對他的瞭解只不過停留在端午節的零星傳說，以及對《離騷》、《橘頌》等幾首楚辭的半知半解。
　　對於這位兩千多年前的詩人，後人掌握的史料有限，有關他的生平、詩歌和精神世界，沒有準確而詳盡的論述。即使他的死亡也充滿神秘色彩，被人們演化為各種版本的傳說。
　　而我要去的陌生的地方，就是導航儀也找不到的屈原誕生地。踏上那塊隱秘的土地，看看他故鄉後世的生活，聽當地人談論自己的先賢，要是幸運的話，或許能找到理解屈原的一兩個精神密碼。
　　按圖索驥，汽車登上輪渡橫渡了長江，到達岸北。往下走，公路變成碎石子路，越來越窄，對面幾乎不見駛來的車輛。
　　這下子，好像真是無路可走了。
　　“屈原廟在屈原誕生地，屈原誕生地在屈原鎮屈原村”
　　後來我才知道，導航儀指引汽車開去的是一個已經不存在的“屈原祠”。
　　事實上，如今的屈原祠坐落於秭歸新縣城的鳳凰山上，而不再是縣城舊址的歸州鎮向家坪。
　　這要從屈原祠的遷徙史說起。有上千年曆史的屈原祠在當代幾經遷徙，最近的一次動遷是2006年。當時，三峽水庫再度蓄水後，屈原祠在淹沒之列。作為“三峽移民”，這座祠東遷至新縣城鳳凰山。作為壩上庫首的秭歸縣城，也整體從歸州鎮搬遷到茅坪鎮。
　　看上去，關於屈原祠，車載導航儀的更新速度沒有跟上這座古建築遷徙的腳步。或者，它的“記憶”原本就有疏漏。
　　“移民”後屈原祠似乎有了更好的待遇，被安置在一個名為“屈原故里”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區里，和新灘民居、峽江石刻、峽江古橋等重點文物為鄰。
　　在三峽庫區文物的搬遷史上，屈原祠的地位頗高。它和重慶的張飛廟、白鶴梁、石寶寨一起成為四大“計劃單列”的文物搬遷項目。
　　如今屈原祠正對的就是氣勢磅礴的三峽大壩。兩個在時間上跨越千年的景觀，在空間上的直線距離只有600米。
　　這不是屈原祠第一次因為世界級水利工程而“移民”。上一次動遷是1976年葛洲壩工程興建的時候，江水升高，它不得不從停留了上千年的原址被搬走。
　　在一些敘述中，我開始理解跟長江命運緊密相關的屈原祠在人們心中的地位。一篇名為《屈原祠》的博客文章里寫道，作者還是大三學生時慕名前往屈原祠。當他聽說這裡可能會被搬遷，感慨著“它再也看不到大江東流去的壯闊，再也無法讓人看到它在高峽青山中的矜持和秀美，濤聲不再依舊”。
　　無論是地圖上那個消失的屈原祠，還是在秭歸新縣城復建的古跡，距離屈原誕生的地方還有一程山路。
　　“屈原祠”、“屈原廟”、“屈原故里”以及“屈原誕生地”，這些混雜在官方旅游宣傳語以及新聞報道中的各種說法，很容易把初來乍到的外地人搞糊塗。
　　我要找的徐正端老人像說繞口令一樣在電話里說：“屈原廟在屈原誕生地，屈原誕生地在屈原鎮屈原村。”
　　傳說中的“樂平里”已不是行政區劃中的地名，而是當地延續下來的一個文化地標。
　　汽車在重新規劃路線後再次開動。走近一個山口，司機猶豫了，不敢再往前開。眼前是一段很窄的土路，一邊連著山，另一側是峭壁，山下流淌著江水。
　　幸運的是，一輛黑色越野車在我們旁邊停了下來。司機搖下車窗，主動問我們：“去哪裡？”他姓譚，是屈原村的村支部書記。
　　在他的帶領下，我終於敢確定，這次是真正開往“屈原誕生地”了。跟一路走過的高速公路、山間隧道以及跨江大橋這些象徵著現代文明的景緻相比，那個隱沒在群山中的小村莊，實在是顯得原始、閉塞而又帶著某種神秘的色彩。
　　穿過一個裸著黃土的隧洞，挨著山邊顛顛簸簸半個多小時後，汽車終於在村口停了下來。
　　視線就像被一把斧子劈開過，從一個狹小的縫隙延展到一片開闊的土地。譚書記說，這就是屈原誕生地了。
　　這是塊被群山環繞起來的小盆地，至今還保持著農耕特色的自然風光。
　　人頭高的玉米地和還沒抽穗的水稻田連成一片。東面的田埂邊有一條河，岸邊隆著一個山包包，當地人稱之為“鐘堡”。從遠處看，山頭上有一座廟。
　　除了在廟裡為他守靈，想不出還有什麼是對屈原最好的報答了
　　那就是屈原廟。當地人說，廟裡住著兩個人，一個是屈原（塑像），另一個是85歲的徐正端。
　　夏末的這個黃昏，一位穿著白汗衫的老人坐在廟門的青石門檻上，手裡搖著一把蒲扇。
　　他就是我要找的徐正端老人。他守的是個小廟，夯在土石上，沒有我想象中的氣勢。
　　老人跟我講解了屈原廟和屈原祠各自的歷史。屈原祠的始建年代更久遠，要追溯到唐代。一位名叫王茂元的歸州刺史，喟嘆屈原“誕靈是所，廟貌無睹”，便在歸州城東5里的屈沱建了一座屈原祠。屈沱，相傳是屈原投江後，一條神魚將其屍體吞下，游至故里附近的香溪河口，屈原的姐姐便將他安葬於此。
　　屈原廟最早建於明代，也是歷經遷徙和興廢。到了清代，地址搬遷，又重建。後來在“文革”中廟被毀壞。
　　如今坐落於鐘堡之上的屈原廟，是上世紀80年代重建的。它有著峽江明清民居典型的建築風格：廟內一個天井，一個大堂和兩個廂房。大堂里立著一尊白色的屈原塑像。東西兩面牆上貼著大理石碑，上面刻著屈原的25篇詩作，由一層玻璃板罩起來。
　　這座建築物里可供人瞻觀的景物並不多。廟裡平日里很清靜，踏進廟門的游客很少。
　　1989年，徐正端退休後自願上山為屈原守靈。
　　他的大兒子徐貪德說，在過去的20多年裡，老人家除了去縣城參加端午紀念活動以及看病住院，幾乎沒有下過山，一直守在廟裡。
　　我好奇他為何叫“貪德”，生怕自己聽錯了。徐正端解釋，那時他深感鄉村道德秩序在“運動”中被破壞，“所以德要多一點，像屈原一樣，要貪德”。
　　他和屈原村的很多村民一樣，對鄉賢屈原懷有一種自發而朴素的感情。讀楚辭，熱愛屈原，對他來說，“從小就耳濡目染”。儘管出身農家，但他讀過私塾，考上了師範學校。
　　當上鄉裡的小學教師後，徐正端特意要求到偏遠貧苦的九畹鄉教書。因為相傳這裡是屈原第一次流放後在家鄉開堂講學的地方，他還在山坡上栽種喜愛的蘭花。《離騷》里留下這樣的詩句：“餘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”
　　如今，這裡改名為九畹溪鎮，最有名氣的不是屈原講學栽花的傳說，而是當地開發的旅游項目漂流。每到炎熱時節，一輛輛大巴車將裝得滿滿的游客送進來，為秭歸縣的旅游業收入作出貢獻。
　　眼前這位頭髮稀落花白的老人說，自小讀屈原的楚辭，“似懂非懂的”。而他真正開始理解這位地域上與自己最親近的詩人，是他因反革命罪被關進監獄之後。
　　他回憶起，當年在監獄里改造的“右派”很多是讀書人，還有人找親戚托關係偷偷送書進來。有一位姓李的北大教授枕頭下壓著一本《楚辭》，他便欣喜地借來讀。
　　他記得很清楚，那是一本線裝豎排的書，“封皮黃色，很舊”，書中字體是仿宋，筆畫橫輕豎重。
　　晚上，他躲在被窩裡默讀《橘頌》、《離騷》和《天問》，讀得熱淚盈眶，但是“大氣都不敢出”。
　　“那個時候，屈原真是我的精神支柱。讀《離騷》，能讀出屈原的那種苦難、憂傷和悲憤。自己在感情上好像跟他有了接近的地方。”這個農村知識分子向我回顧了人生最苦難時期的精神歷程。
　　他因為“舉報村幹部私占苞谷煮酒喝”被劃為“右派分子”，後來又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在湖北沙洋的監獄關了11年。其間，母親病死，父親哭瞎了眼睛，從老家一路乞討著到沙洋，跟著他在監獄里一起改造。
　　那時，他最愛讀的是《橘頌》。這首詩被普遍認為是屈原早期作品，也是中國第一首詠物詩。屈原在詩中詠嘆“後皇嘉樹，橘徠服兮。受命不遷，生南國兮”，表達的是對故土的熱愛和不願隨波逐流的志向。
　　每讀到這幾句，徐正端就會想念家鄉滿山坡的橘樹。他暗自下決心，只要不死在監獄里，“終有一天是要回家的”。
　　等他老了，他實在想不出，除了在廟裡為屈原守靈，“傳揚屈原精神”，還有什麼是“對屈原最好的報答”了。
　　“歸來喲，歸來嗬，歸去來兮”
　　不管平日里的屈原廟如何冷清，每年五月初五，院壩里的端陽花開得正好，這裡一定是熱熱鬧鬧的。
　　這一天，相傳是屈原投江殉難的日子，是中國延續上千年的傳統節日。人們用包粽子、劃龍舟和喝雄黃酒來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，國家甚至以法定節假日的形式來表達對這種習俗的尊重。
　　而在屈原的誕生地，端午節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。村民會隆重地祭拜這位最負盛名的鄉賢以及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“詩祖”。
　　這天早上，徐正端會早早地起床，焚香、除塵和打掃廟宇。山下的村民們也忙碌起來，他們在牆上掛起艾草和菖蒲，廚房裡蒸著饃饃。上午10時，村民們端著一案烤豬頭、土香、瓜果、五穀、雄黃酒等供品上山。
　　擺上供品，三杯雄黃酒灑下。鑼鼓和槌音響起，穿著白色對襟衫的歌徒搖著招魂幡，主祭人徐正端念起招魂詞，眾人跟著唱和。
　　我沒有趕上端午節到屈原村，只是在視頻里看過這段場景。坐在屈原廟的廂房裡，我請徐正端念唱一遍《小招魂》。
　　老人家欣然答應。他手摁著桌沿兒，一邊唱一遍跟我解釋。
　　他用的是當地方言，聲音抑揚頓挫，調聲悠長：
　　“歸來喲（這一聲悠揚），歸來嗬（這一聲急促）
　　“歸去來兮。天，不可上兮，上有萬里。歸來歸來，不可上兮。
　　“地，不可下兮，下有九關八極。歸來歸來，不可下兮……”
　　老人說，這首《小招魂》從明朝流傳下來，作者不詳，一直用來祭奠屈原。
　　每年端午節，在屈原廟裡唱和招魂曲的不光是當地村民，還有慕名而來崇拜屈原的外地人，以及從各地奔赴至此的屈姓後裔。
　　2010年，來自秭歸歸州鎮萬古寺村的50多個屈姓後裔帶著果品和香，從山的那頭趕來屈原村祭拜先祖。因為清初“湖廣填四川”的移民政策，很多秭歸的屈姓後人遷徙到四川和周邊地區。
　　徐正端解釋說，“有一些村民不願意離開家鄉，到山上躲起來，後來繁衍下來一脈”。這一脈相傳就是萬古寺村的屈家人。
　　坐在山腳下的農家飯莊，徐貪德跟我描述當時的情景。“來了很多人，把全村的農家樂都住滿了”，有人在空地上搭起帳篷。還有一年，屈原村辦端午活動，進村的大巴車堵在村道上。
　　近些年，秭歸縣政府組織的屈原祭祀活動多在縣城的“屈原故里”，那裡有搬遷復建後的屈原祠。在秭歸當地，所謂“屈原故里”是指毗鄰三峽大壩的文物保護風景區。
　　相比於小小屈原村，縣城的接待能力更充足，交通更便利，活動的陣仗也可以排得更大。今年端午節，來自臺灣彰化的15位屈氏後裔肅立在屈原祠前，虔誠地焚香叩首，紀念祖先。
　　在秭歸人心中，屈原祠的文化意義重大。縣文聯主席、鄉土作家周凌雲有一年去看屈原祠，當時長江水位上漲後，屈原祠的山門已臨水濱。他不禁自問：“如水位還上漲，明年我能來嗎？”
　　我在新聞報道中發現了一個故事。2003年端午節，從歸州鎮去往屈原村的路上，因三峽水庫蓄水造成江水上漲、公路改道，車輛無法前往。一些準備去屈原誕生地瞻仰的人發現去路被截斷，他們只好守候在江邊，朝著屈原故鄉的方向望去，滿臉憾容。
　　“他用的是屈原家鄉話，聲音古老蒼涼，節拍悠長。恍惚間，覺得是屈原來了”
　　每到端午節臨近，徐正端惦記的不僅是招魂儀式這件大事，還有當地的騷壇詩會。
　　作為屈原村的老輩，他心裡有個舊傳的固執想法，“紀念屈原這個偉大的詩人，一定要用詩歌的方式”。
　　他自豪地說，樂平里在明清時期，讀書之風盛行。家鄉人將屈原的詩視為財富，“一代讀了，下一代接著讀”。在這裡，“一個農戶家不出一個讀書人，是很恥辱的事情”。
　　在誕生“詩祖”的地方，明清時期有了一個農民自發集結的詩社，名為騷壇詩社。
　　端午節這天，騷壇詩社的農民詩人們就要聚集在一起，把憑吊屈原的詩掏出來，飲酒念詩。這個風俗一直延續下來，1949年以後有過中斷，直到1982年騷壇詩會又恢復起來。
　　在當地人的土語中，騷壇詩社又叫“泥巴桿子詩社”。上世紀80年代，詩社復興後，仍然保持著泥土的氣息，詩人幾乎都是“純粹的農民”。恢復後的第一任社長譚光沛，是個織腳背架的篾匠。還有個寫詩的農民叫杜青山，去世前住在破破爛爛的弔樓子土屋裡，家裡連個煤油燈都沒有，晚上只有借月光寫詩。後來他眼睛壞了，成了瞎子。村裡人忘了他的名字，總是叫他“杜瞎子”。
　　泥巴桿子詩人們寫的大多是弔念和歌頌屈原的詩。自1982年以來，他們共寫詩填詞超過4500首。這樣的成績，在當代詩人於堅看來，“可以像稻米產量那般衡量”。
　　聽說秭歸有個農民詩社，於堅很感嘆：“有人或許要問，‘這也是詩嗎？’這個疑問相當矯情，我以為是否符合文學史對詩的取捨標準其實並不重要。”他理解這些農民對詩的熱情，“‘超過四千首’，並不是要比試誰是大詩人，這是一種生活方式”。
　　就像太陽東升西落，端午詩會每年都會照常在秭歸舉行，有時擠在屈原廟裡，有時辦在“屈原故里”風景區。
　　2010年，臺灣的餘光中，大陸的流沙河、於堅等40多位有名氣的詩人在秭歸參加“屈原故里端午文化節”。穿著白色的仿絲馬褂、圍著黃絲帶的餘光中，在屈原公祭典禮上，深情朗誦自己寫的《秭歸祭屈原》。
　　他的背後是肅穆的屈原祠，正面對著的不遠處是世界聞名的三峽大壩。長江乖順地躺在水泥堤壩下麵，呈現出一幅“高峽出平湖”的景象，像被膠片定格下來的畫面一樣，幾乎沒有波瀾。
　　端午詩會在一個會堂里舉行。壓軸上場的騷壇詩社詩人李國傑的朗誦，令於堅印象最深刻。後來，於堅在一篇《秭歸祭屈原記錄》里寫道：
　　“會堂里詩人濟濟，許多人赫赫有名，南腔北調地操著普通話。李國傑與眾不同，全無所謂詩人風度，就是打穀場邊已退休的老農那種形象。他83歲，身材硬朗，最後一個朗誦，一齣來，現場忽然被一掌擊中似的安靜下來，都被他的聲音震懾。他吟誦的什麼我聽不懂，他用的是屈原家鄉話，聲音古老蒼涼，節拍悠長。恍惚間，覺得是屈原來了。”
　　在徐正端的描述中，李國傑長得很清瘦，“像一個隱士一樣”。但到了端午詩會那天，“他就像從草叢中突然冒出來一樣，帶著泥土的氣息，在吟詩臺上大放光彩”。
　　我很想去拜訪李國傑，但聽說他被子女接到縣城裡住，而且歲數大了，耳朵也不太靈。
　　當地的詩是帶著強烈祭祀意義的一種形式，形式比詩歌創作本身還要重要
　　徐正端時常回憶的場景，是他站在廟門口，看著敞著衣衫、捲著褲管、大口大口咂吧旱煙的詩友們陸陸續續從“毛狗道子”走上來。
　　但騷壇詩社已不復當年的繁盛了，甚至隱約出現“詩脈斷代的危機”。這讓老人很擔心。詩社的老一輩里，去世了不少，僅剩的幾位都是80多歲高齡，還有的進城跟兒女養老。
　　“老的老了，年輕的還有多少會寫詩？”徐正端不是自尋其擾。屈原村的年輕一代，像大部分中國農村子弟一樣，考學進城或者出門打工。平日里，山上山下的村落里也是一幅廣大農村常見的“有老、有少，年輕人少”的景象。
　　徐正端不得不考慮詩社“接班人”的問題。早些年，他刻意培養過村裡幾個愛好文學的年輕人，教他們讀楚辭、學漢韻，掌握格律和平仄。有一個姓郝的姑娘，在他的指導下，寫詩填詞已經入門，還能在端午詩會上登臺亮相。但後來，她去北京打工，在大城市安了家，“一封信都沒寄回來過”。
　　隨著歲數越來越大，徐正端更加惜才如金。他和住在屈原廟後面的黃家兆打起了交道。黃是一個在當地很有名氣的人物，“文革”期間當過民兵連長，“愛搞運動，一蹦會蹦很高那種”。徐正端從監獄回鄉後，曾經被民兵隊看管。那時，黃家兆還想過“整”他。
　　黃家兆在60歲那年，“好像活清白了”，戒掉多年的酒癮，在煙盒製成的油漬點點的小卡片上學寫詩。後來，他想找徐正端學詩，但好幾次不敢敲屈原廟的門。他想的是，“對人做了愧疚的事，就矮了一截，再去求人，很沒有顏面”。
　　徐正端知道他的心思後，主動接納了這個60多歲的學生。他跟黃說：“過去的事情是大環境，我不怪你。只要你想學，我就教。我的身子已經半邊埋在土裡了，那些詩跟到土裡，也都爛了。”
　　村裡還有一個名叫黃瓊的年輕人。說年輕，也40多歲了，兒子今年剛參加完高考。徐正端和幾位老輩詩社成員，把騷壇詩社交到他手上。
　　黃瓊心裡很明白，他接過來的不僅是當地延續多年的泥巴桿子詩社，更是徐正端這一代身上的責任和憂慮。在他看來，當地的詩是帶著強烈祭祀意義的一種形式，“形式比詩歌創作本身還要重要”。
　　這位現任騷壇詩社社長自感，對於詩歌，“責任的意義大於創作的愛好”。
　　“詩歌是沒有市場的。”他坦言，寫詩長不出地里的莊稼，也養不活人，更掙不出家裡孩子的學費。
　　黃瓊曾經是個文學青年，熱愛家鄉田園詩般的風光，“不適應城市裡的生活”。高中畢業後，他留在屈原村，在村裡變電站工作，也曾跟著徐正端學詩。
　　最近，變電站“改製”——交給私人辦了。黃瓊辭掉這份穩定的工作，不得不像候鳥一樣外出打零工。他在一個個工地上找活兒乾，修水電。
　　黃瓊說，現在騷壇詩社要搞活動，“還是有些困難”。除了高齡的幾位老社員，年輕的社員都在外面打工，“聚集起來也不太容易”。
　　那些站在臺上高聲朗誦古詩的農民，在城市裡只是一個個再普通不過的搬運工或水電工。他們離開了家鄉的玉米地、水稻田和青瓦白磚——那些激發他們詩情畫意的景象，涌進喧鬧鼎沸的建築工地，搬瓷磚、拌水泥或是架電線。
　　8月的一天中午，秭歸當地電視臺播著《秭歸建築業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》的新聞。播音員字正腔圓地說：“建築業是我縣具有發展潛力的朝陽產業。要努力將建築產業打造成重要支柱，促進全縣經濟社會跨越發展。”
　　這對黃瓊他們來說，是個好消息。因為一個奠基的工地，或者一個高起的樓盤，意味著又有了可以養家糊口的活計。
　　那個誕生偉大詩人的村莊，被汽車輪子甩在後面，越甩越遠
　　跟父親的精神憂慮有所不同，徐貪德考慮的問題顯得更加“務實”。他思忖的是如何“把屈原村的旅游搞起來”。
　　這個朴實的中年農民有著一定的經營頭腦，“把我們這裡的旅游資源開發好，再發展些民俗工藝，年輕伢子說不好就可以留下來了”。這是他的願望。兒子和兒媳都在城裡打工，孫女留在村裡由他和老伴兒照看。
　　在屈原村採訪時，我住在徐貪德開的農家飯莊裡。我稱他為“老徐”。在我住下的幾天里，除了接待我，老徐還接待了兩個進村的年輕小伙子。他們開車進村賣衣服，自稱是“現代版的貨郎”。
　　在老徐家隨手撿到一張旅行社宣傳單，上面的路線圖是：到秭歸來的游客，游覽完三峽大壩，可以去“屈原故里”看看，瞻仰一下屈原的雕像，在屈原紀念館里領略一下複製版的“三閭八景”，然後可再去九畹溪玩漂流。屈原誕生地，屈原村，不在此路線中。
　　一天上午，老徐熱情地帶著我去游覽山裡“正宗”的幾處相傳跟屈原有關的景觀。我們騎著摩托車上山，皮膚被太陽烤得發燙。一路上，他跟我講著屈原村的旅游發展前景。
　　今年，縣裡給屈原村撥款幾十萬元，修了連通山裡幾處景點的石板臺階。我們下了摩托車，一路踏著青石板進山。老徐踩了踩臺階上的青苔說，“這個青苔還沒栽完，還得加緊完工”。
　　無論是讀書洞，還是照面井，或者只是一頭在樹陰下乘涼的老牛，都被賦予與屈原有關的傳說。在當地人的敘述中，這些景觀都是屈原遠大志向和高潔品質的象徵。
　　山裡放眼望去是青色的臍橙樹和橘樹。在屈原的詩里，橘象徵著忠誠的品質。而在質朴的村裡人眼中，這種果類不僅是托物言志的對象，更是帶來經濟收入的作物。
　　秭歸臍橙是在全國叫得響的農業品牌，是當地的支柱產業之一。不過，由於交通不發達，這裡的臍橙多是外地人來收購，“價錢往往會比運出去賣更便宜”。
　　走到山腰，老徐指著山對面的一處臺地跟我說：“那就是香爐坪。”香爐坪，當地傳說為屈原的故居地。從外形上看，這裡很像一尊香爐，所以有了這個名字。現在，一戶郝姓人家在上面建了一棟四開的平房，過著日子。
　　面對屈原村開發旅游經濟的“衝動”，作家周凌雲心裡有種複雜的情緒。他常年觀察屈原村，搜集了很多關於騷壇詩社的資料，還描摹這裡的自然風光，結集在他那本叫做《詩意村莊》的書里。
　　在他散文化的筆觸下，“樂平里”風光絕美，充滿詩情畫意。但在城鎮文明向村莊推進的過程中，他對村莊自然美感不可抗拒的消退懷有感傷。在他的眼中，村莊過去的絕美風光已經有所折扣，比如，山下那些青瓦白牆的民居被小洋樓取代，還有舊日歡唱流淌的屈平河也在改變。
　　“一條河的革命也在悄然進行”，村裡開了條大渠，把河水引走，建了電站。河裡的沙石被鐵篩子篩過後，有的被運走，鋪了公路，有的在村裡建了一排排洋房。河，成了一條糟溝。
　　“這變化，就像騷體詩變成新詩，古意沒了，韻味也沒有了。”
　　我對這位散文作家的敏感程度有些吃驚。對於我這個離開家鄉後長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而言，屈原村的藍天白雲和田園風光已經很難得。
　　8月8日，我坐上村裡開往秭歸縣城的中巴車，告別了屈原誕生地。
　　汽車沿盤山路不斷向上爬升，那個小盆地在我的視野中逐漸遠去。
　　中巴車上了輪渡船，因為超載，我被臨時安排到一輛出租車上。
　　這輛有些破舊的出租車載著我駛上高速公路。江的對岸，那個誕生偉大詩人的村莊，被汽車輪子甩在後面，越甩越遠，直到又變成一個隱蔽的世界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峽江蒼涼訪屈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