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去屈原的故鄉看一看。
  觸發我這趟尋訪的是當地一個村民的故事。一位名叫徐正端的老人,心甘情願為屈原守廟,一守就是25年。
  資料里說,世界級大詩人屈原誕生在湖北宜昌秭歸縣的樂平里。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湖北人,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帶著田園色彩的地名,就連送我去的汽車上的導航對此也很“陌生”。
  輸入“樂平里”,導航儀顯示“無搜索結果”。再輸入“屈原廟”,仍然“無搜索結果”。
  後來,汽車在導航儀的指引下朝一個叫“屈原祠”的地方開去,這是唯一能搜索到的跟“屈原”沾邊兒的位置。資料里恰好提到,屈原祠就在“屈原故里”。我心想,找到屈原祠,應該離屈原的故鄉不遠了。
  穿過一個又一個隧道,盤過長長的三峽翻壩高速公路,目的地似乎越來越近。我好像從一個陌生的世界來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。
  陌生的世界,是我頭腦中對屈原貧乏的所知。屈原是我的鄉賢,但我對他的瞭解只不過停留在端午節的零星傳說,以及對《離騷》、《橘頌》等幾首楚辭的半知半解。
  對於這位兩千多年前的詩人,後人掌握的史料有限,有關他的生平、詩歌和精神世界,沒有準確而詳盡的論述。即使他的死亡也充滿神秘色彩,被人們演化為各種版本的傳說。
  而我要去的陌生的地方,就是導航儀也找不到的屈原誕生地。踏上那塊隱秘的土地,看看他故鄉後世的生活,聽當地人談論自己的先賢,要是幸運的話,或許能找到理解屈原的一兩個精神密碼。
  按圖索驥,汽車登上輪渡橫渡了長江,到達岸北。往下走,公路變成碎石子路,越來越窄,對面幾乎不見駛來的車輛。
  這下子,好像真是無路可走了。
  “屈原廟在屈原誕生地,屈原誕生地在屈原鎮屈原村”
  後來我才知道,導航儀指引汽車開去的是一個已經不存在的“屈原祠”。
  事實上,如今的屈原祠坐落於秭歸新縣城的鳳凰山上,而不再是縣城舊址的歸州鎮向家坪。
  這要從屈原祠的遷徙史說起。有上千年曆史的屈原祠在當代幾經遷徙,最近的一次動遷是2006年。當時,三峽水庫再度蓄水後,屈原祠在淹沒之列。作為“三峽移民”,這座祠東遷至新縣城鳳凰山。作為壩上庫首的秭歸縣城,也整體從歸州鎮搬遷到茅坪鎮。
  看上去,關於屈原祠,車載導航儀的更新速度沒有跟上這座古建築遷徙的腳步。或者,它的“記憶”原本就有疏漏。
  “移民”後屈原祠似乎有了更好的待遇,被安置在一個名為“屈原故里”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區里,和新灘民居、峽江石刻、峽江古橋等重點文物為鄰。
  在三峽庫區文物的搬遷史上,屈原祠的地位頗高。它和重慶的張飛廟、白鶴梁、石寶寨一起成為四大“計劃單列”的文物搬遷項目。
  如今屈原祠正對的就是氣勢磅礴的三峽大壩。兩個在時間上跨越千年的景觀,在空間上的直線距離只有600米。
  這不是屈原祠第一次因為世界級水利工程而“移民”。上一次動遷是1976年葛洲壩工程興建的時候,江水升高,它不得不從停留了上千年的原址被搬走。
  在一些敘述中,我開始理解跟長江命運緊密相關的屈原祠在人們心中的地位。一篇名為《屈原祠》的博客文章里寫道,作者還是大三學生時慕名前往屈原祠。當他聽說這裡可能會被搬遷,感慨著“它再也看不到大江東流去的壯闊,再也無法讓人看到它在高峽青山中的矜持和秀美,濤聲不再依舊”。
  無論是地圖上那個消失的屈原祠,還是在秭歸新縣城復建的古跡,距離屈原誕生的地方還有一程山路。
  “屈原祠”、“屈原廟”、“屈原故里”以及“屈原誕生地”,這些混雜在官方旅游宣傳語以及新聞報道中的各種說法,很容易把初來乍到的外地人搞糊塗。
  我要找的徐正端老人像說繞口令一樣在電話里說:“屈原廟在屈原誕生地,屈原誕生地在屈原鎮屈原村。”
  傳說中的“樂平里”已不是行政區劃中的地名,而是當地延續下來的一個文化地標。
  汽車在重新規劃路線後再次開動。走近一個山口,司機猶豫了,不敢再往前開。眼前是一段很窄的土路,一邊連著山,另一側是峭壁,山下流淌著江水。
  幸運的是,一輛黑色越野車在我們旁邊停了下來。司機搖下車窗,主動問我們:“去哪裡?”他姓譚,是屈原村的村支部書記。
  在他的帶領下,我終於敢確定,這次是真正開往“屈原誕生地”了。跟一路走過的高速公路、山間隧道以及跨江大橋這些象徵著現代文明的景緻相比,那個隱沒在群山中的小村莊,實在是顯得原始、閉塞而又帶著某種神秘的色彩。
  穿過一個裸著黃土的隧洞,挨著山邊顛顛簸簸半個多小時後,汽車終於在村口停了下來。
  視線就像被一把斧子劈開過,從一個狹小的縫隙延展到一片開闊的土地。譚書記說,這就是屈原誕生地了。
  這是塊被群山環繞起來的小盆地,至今還保持著農耕特色的自然風光。
  人頭高的玉米地和還沒抽穗的水稻田連成一片。東面的田埂邊有一條河,岸邊隆著一個山包包,當地人稱之為“鐘堡”。從遠處看,山頭上有一座廟。
  除了在廟裡為他守靈,想不出還有什麼是對屈原最好的報答了
  那就是屈原廟。當地人說,廟裡住著兩個人,一個是屈原(塑像),另一個是85歲的徐正端。
  夏末的這個黃昏,一位穿著白汗衫的老人坐在廟門的青石門檻上,手裡搖著一把蒲扇。
  他就是我要找的徐正端老人。他守的是個小廟,夯在土石上,沒有我想象中的氣勢。
  老人跟我講解了屈原廟和屈原祠各自的歷史。屈原祠的始建年代更久遠,要追溯到唐代。一位名叫王茂元的歸州刺史,喟嘆屈原“誕靈是所,廟貌無睹”,便在歸州城東5里的屈沱建了一座屈原祠。屈沱,相傳是屈原投江後,一條神魚將其屍體吞下,游至故里附近的香溪河口,屈原的姐姐便將他安葬於此。
  屈原廟最早建於明代,也是歷經遷徙和興廢。到了清代,地址搬遷,又重建。後來在“文革”中廟被毀壞。
  如今坐落於鐘堡之上的屈原廟,是上世紀80年代重建的。它有著峽江明清民居典型的建築風格:廟內一個天井,一個大堂和兩個廂房。大堂里立著一尊白色的屈原塑像。東西兩面牆上貼著大理石碑,上面刻著屈原的25篇詩作,由一層玻璃板罩起來。
  這座建築物里可供人瞻觀的景物並不多。廟裡平日里很清靜,踏進廟門的游客很少。
  1989年,徐正端退休後自願上山為屈原守靈。
  他的大兒子徐貪德說,在過去的20多年裡,老人家除了去縣城參加端午紀念活動以及看病住院,幾乎沒有下過山,一直守在廟裡。
  我好奇他為何叫“貪德”,生怕自己聽錯了。徐正端解釋,那時他深感鄉村道德秩序在“運動”中被破壞,“所以德要多一點,像屈原一樣,要貪德”。
  他和屈原村的很多村民一樣,對鄉賢屈原懷有一種自發而朴素的感情。讀楚辭,熱愛屈原,對他來說,“從小就耳濡目染”。儘管出身農家,但他讀過私塾,考上了師範學校。
  當上鄉裡的小學教師後,徐正端特意要求到偏遠貧苦的九畹鄉教書。因為相傳這裡是屈原第一次流放後在家鄉開堂講學的地方,他還在山坡上栽種喜愛的蘭花。《離騷》里留下這樣的詩句:“餘既滋蘭之九畹兮,又樹蕙之百畝。”
  如今,這裡改名為九畹溪鎮,最有名氣的不是屈原講學栽花的傳說,而是當地開發的旅游項目漂流。每到炎熱時節,一輛輛大巴車將裝得滿滿的游客送進來,為秭歸縣的旅游業收入作出貢獻。
  眼前這位頭髮稀落花白的老人說,自小讀屈原的楚辭,“似懂非懂的”。而他真正開始理解這位地域上與自己最親近的詩人,是他因反革命罪被關進監獄之後。
  他回憶起,當年在監獄里改造的“右派”很多是讀書人,還有人找親戚托關係偷偷送書進來。有一位姓李的北大教授枕頭下壓著一本《楚辭》,他便欣喜地借來讀。
  他記得很清楚,那是一本線裝豎排的書,“封皮黃色,很舊”,書中字體是仿宋,筆畫橫輕豎重。
  晚上,他躲在被窩裡默讀《橘頌》、《離騷》和《天問》,讀得熱淚盈眶,但是“大氣都不敢出”。
  “那個時候,屈原真是我的精神支柱。讀《離騷》,能讀出屈原的那種苦難、憂傷和悲憤。自己在感情上好像跟他有了接近的地方。”這個農村知識分子向我回顧了人生最苦難時期的精神歷程。
  他因為“舉報村幹部私占苞谷煮酒喝”被劃為“右派分子”,後來又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在湖北沙洋的監獄關了11年。其間,母親病死,父親哭瞎了眼睛,從老家一路乞討著到沙洋,跟著他在監獄里一起改造。
  那時,他最愛讀的是《橘頌》。這首詩被普遍認為是屈原早期作品,也是中國第一首詠物詩。屈原在詩中詠嘆“後皇嘉樹,橘徠服兮。受命不遷,生南國兮”,表達的是對故土的熱愛和不願隨波逐流的志向。
  每讀到這幾句,徐正端就會想念家鄉滿山坡的橘樹。他暗自下決心,只要不死在監獄里,“終有一天是要回家的”。
  等他老了,他實在想不出,除了在廟裡為屈原守靈,“傳揚屈原精神”,還有什麼是“對屈原最好的報答”了。
  “歸來喲,歸來嗬,歸去來兮”
  不管平日里的屈原廟如何冷清,每年五月初五,院壩里的端陽花開得正好,這裡一定是熱熱鬧鬧的。
  這一天,相傳是屈原投江殉難的日子,是中國延續上千年的傳統節日。人們用包粽子、劃龍舟和喝雄黃酒來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,國家甚至以法定節假日的形式來表達對這種習俗的尊重。
  而在屈原的誕生地,端午節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。村民會隆重地祭拜這位最負盛名的鄉賢以及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“詩祖”。
  這天早上,徐正端會早早地起床,焚香、除塵和打掃廟宇。山下的村民們也忙碌起來,他們在牆上掛起艾草和菖蒲,廚房裡蒸著饃饃。上午10時,村民們端著一案烤豬頭、土香、瓜果、五穀、雄黃酒等供品上山。
  擺上供品,三杯雄黃酒灑下。鑼鼓和槌音響起,穿著白色對襟衫的歌徒搖著招魂幡,主祭人徐正端念起招魂詞,眾人跟著唱和。
  我沒有趕上端午節到屈原村,只是在視頻里看過這段場景。坐在屈原廟的廂房裡,我請徐正端念唱一遍《小招魂》。
  老人家欣然答應。他手摁著桌沿兒,一邊唱一遍跟我解釋。
  他用的是當地方言,聲音抑揚頓挫,調聲悠長:
  “歸來喲(這一聲悠揚),歸來嗬(這一聲急促)
  “歸去來兮。天,不可上兮,上有萬里。歸來歸來,不可上兮。
  “地,不可下兮,下有九關八極。歸來歸來,不可下兮……”
  老人說,這首《小招魂》從明朝流傳下來,作者不詳,一直用來祭奠屈原。
  每年端午節,在屈原廟裡唱和招魂曲的不光是當地村民,還有慕名而來崇拜屈原的外地人,以及從各地奔赴至此的屈姓後裔。
  2010年,來自秭歸歸州鎮萬古寺村的50多個屈姓後裔帶著果品和香,從山的那頭趕來屈原村祭拜先祖。因為清初“湖廣填四川”的移民政策,很多秭歸的屈姓後人遷徙到四川和周邊地區。
  徐正端解釋說,“有一些村民不願意離開家鄉,到山上躲起來,後來繁衍下來一脈”。這一脈相傳就是萬古寺村的屈家人。
  坐在山腳下的農家飯莊,徐貪德跟我描述當時的情景。“來了很多人,把全村的農家樂都住滿了”,有人在空地上搭起帳篷。還有一年,屈原村辦端午活動,進村的大巴車堵在村道上。
  近些年,秭歸縣政府組織的屈原祭祀活動多在縣城的“屈原故里”,那裡有搬遷復建後的屈原祠。在秭歸當地,所謂“屈原故里”是指毗鄰三峽大壩的文物保護風景區。
  相比於小小屈原村,縣城的接待能力更充足,交通更便利,活動的陣仗也可以排得更大。今年端午節,來自臺灣彰化的15位屈氏後裔肅立在屈原祠前,虔誠地焚香叩首,紀念祖先。
  在秭歸人心中,屈原祠的文化意義重大。縣文聯主席、鄉土作家周凌雲有一年去看屈原祠,當時長江水位上漲後,屈原祠的山門已臨水濱。他不禁自問:“如水位還上漲,明年我能來嗎?”
  我在新聞報道中發現了一個故事。2003年端午節,從歸州鎮去往屈原村的路上,因三峽水庫蓄水造成江水上漲、公路改道,車輛無法前往。一些準備去屈原誕生地瞻仰的人發現去路被截斷,他們只好守候在江邊,朝著屈原故鄉的方向望去,滿臉憾容。
  “他用的是屈原家鄉話,聲音古老蒼涼,節拍悠長。恍惚間,覺得是屈原來了”
  每到端午節臨近,徐正端惦記的不僅是招魂儀式這件大事,還有當地的騷壇詩會。
  作為屈原村的老輩,他心裡有個舊傳的固執想法,“紀念屈原這個偉大的詩人,一定要用詩歌的方式”。
  他自豪地說,樂平里在明清時期,讀書之風盛行。家鄉人將屈原的詩視為財富,“一代讀了,下一代接著讀”。在這裡,“一個農戶家不出一個讀書人,是很恥辱的事情”。
  在誕生“詩祖”的地方,明清時期有了一個農民自發集結的詩社,名為騷壇詩社。
  端午節這天,騷壇詩社的農民詩人們就要聚集在一起,把憑吊屈原的詩掏出來,飲酒念詩。這個風俗一直延續下來,1949年以後有過中斷,直到1982年騷壇詩會又恢復起來。
  在當地人的土語中,騷壇詩社又叫“泥巴桿子詩社”。上世紀80年代,詩社復興後,仍然保持著泥土的氣息,詩人幾乎都是“純粹的農民”。恢復後的第一任社長譚光沛,是個織腳背架的篾匠。還有個寫詩的農民叫杜青山,去世前住在破破爛爛的弔樓子土屋裡,家裡連個煤油燈都沒有,晚上只有借月光寫詩。後來他眼睛壞了,成了瞎子。村裡人忘了他的名字,總是叫他“杜瞎子”。
  泥巴桿子詩人們寫的大多是弔念和歌頌屈原的詩。自1982年以來,他們共寫詩填詞超過4500首。這樣的成績,在當代詩人於堅看來,“可以像稻米產量那般衡量”。
  聽說秭歸有個農民詩社,於堅很感嘆:“有人或許要問,‘這也是詩嗎?’這個疑問相當矯情,我以為是否符合文學史對詩的取捨標準其實並不重要。”他理解這些農民對詩的熱情,“‘超過四千首’,並不是要比試誰是大詩人,這是一種生活方式”。
  就像太陽東升西落,端午詩會每年都會照常在秭歸舉行,有時擠在屈原廟裡,有時辦在“屈原故里”風景區。
  2010年,臺灣的餘光中,大陸的流沙河、於堅等40多位有名氣的詩人在秭歸參加“屈原故里端午文化節”。穿著白色的仿絲馬褂、圍著黃絲帶的餘光中,在屈原公祭典禮上,深情朗誦自己寫的《秭歸祭屈原》。
  他的背後是肅穆的屈原祠,正面對著的不遠處是世界聞名的三峽大壩。長江乖順地躺在水泥堤壩下麵,呈現出一幅“高峽出平湖”的景象,像被膠片定格下來的畫面一樣,幾乎沒有波瀾。
  端午詩會在一個會堂里舉行。壓軸上場的騷壇詩社詩人李國傑的朗誦,令於堅印象最深刻。後來,於堅在一篇《秭歸祭屈原記錄》里寫道:
  “會堂里詩人濟濟,許多人赫赫有名,南腔北調地操著普通話。李國傑與眾不同,全無所謂詩人風度,就是打穀場邊已退休的老農那種形象。他83歲,身材硬朗,最後一個朗誦,一齣來,現場忽然被一掌擊中似的安靜下來,都被他的聲音震懾。他吟誦的什麼我聽不懂,他用的是屈原家鄉話,聲音古老蒼涼,節拍悠長。恍惚間,覺得是屈原來了。”
  在徐正端的描述中,李國傑長得很清瘦,“像一個隱士一樣”。但到了端午詩會那天,“他就像從草叢中突然冒出來一樣,帶著泥土的氣息,在吟詩臺上大放光彩”。
  我很想去拜訪李國傑,但聽說他被子女接到縣城裡住,而且歲數大了,耳朵也不太靈。
  當地的詩是帶著強烈祭祀意義的一種形式,形式比詩歌創作本身還要重要
  徐正端時常回憶的場景,是他站在廟門口,看著敞著衣衫、捲著褲管、大口大口咂吧旱煙的詩友們陸陸續續從“毛狗道子”走上來。
  但騷壇詩社已不復當年的繁盛了,甚至隱約出現“詩脈斷代的危機”。這讓老人很擔心。詩社的老一輩里,去世了不少,僅剩的幾位都是80多歲高齡,還有的進城跟兒女養老。
  “老的老了,年輕的還有多少會寫詩?”徐正端不是自尋其擾。屈原村的年輕一代,像大部分中國農村子弟一樣,考學進城或者出門打工。平日里,山上山下的村落里也是一幅廣大農村常見的“有老、有少,年輕人少”的景象。
  徐正端不得不考慮詩社“接班人”的問題。早些年,他刻意培養過村裡幾個愛好文學的年輕人,教他們讀楚辭、學漢韻,掌握格律和平仄。有一個姓郝的姑娘,在他的指導下,寫詩填詞已經入門,還能在端午詩會上登臺亮相。但後來,她去北京打工,在大城市安了家,“一封信都沒寄回來過”。
  隨著歲數越來越大,徐正端更加惜才如金。他和住在屈原廟後面的黃家兆打起了交道。黃是一個在當地很有名氣的人物,“文革”期間當過民兵連長,“愛搞運動,一蹦會蹦很高那種”。徐正端從監獄回鄉後,曾經被民兵隊看管。那時,黃家兆還想過“整”他。
  黃家兆在60歲那年,“好像活清白了”,戒掉多年的酒癮,在煙盒製成的油漬點點的小卡片上學寫詩。後來,他想找徐正端學詩,但好幾次不敢敲屈原廟的門。他想的是,“對人做了愧疚的事,就矮了一截,再去求人,很沒有顏面”。
  徐正端知道他的心思後,主動接納了這個60多歲的學生。他跟黃說:“過去的事情是大環境,我不怪你。只要你想學,我就教。我的身子已經半邊埋在土裡了,那些詩跟到土裡,也都爛了。”
  村裡還有一個名叫黃瓊的年輕人。說年輕,也40多歲了,兒子今年剛參加完高考。徐正端和幾位老輩詩社成員,把騷壇詩社交到他手上。
  黃瓊心裡很明白,他接過來的不僅是當地延續多年的泥巴桿子詩社,更是徐正端這一代身上的責任和憂慮。在他看來,當地的詩是帶著強烈祭祀意義的一種形式,“形式比詩歌創作本身還要重要”。
  這位現任騷壇詩社社長自感,對於詩歌,“責任的意義大於創作的愛好”。
  “詩歌是沒有市場的。”他坦言,寫詩長不出地里的莊稼,也養不活人,更掙不出家裡孩子的學費。
  黃瓊曾經是個文學青年,熱愛家鄉田園詩般的風光,“不適應城市裡的生活”。高中畢業後,他留在屈原村,在村裡變電站工作,也曾跟著徐正端學詩。
  最近,變電站“改製”——交給私人辦了。黃瓊辭掉這份穩定的工作,不得不像候鳥一樣外出打零工。他在一個個工地上找活兒乾,修水電。
  黃瓊說,現在騷壇詩社要搞活動,“還是有些困難”。除了高齡的幾位老社員,年輕的社員都在外面打工,“聚集起來也不太容易”。
  那些站在臺上高聲朗誦古詩的農民,在城市裡只是一個個再普通不過的搬運工或水電工。他們離開了家鄉的玉米地、水稻田和青瓦白磚——那些激發他們詩情畫意的景象,涌進喧鬧鼎沸的建築工地,搬瓷磚、拌水泥或是架電線。
  8月的一天中午,秭歸當地電視臺播著《秭歸建築業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》的新聞。播音員字正腔圓地說:“建築業是我縣具有發展潛力的朝陽產業。要努力將建築產業打造成重要支柱,促進全縣經濟社會跨越發展。”
  這對黃瓊他們來說,是個好消息。因為一個奠基的工地,或者一個高起的樓盤,意味著又有了可以養家糊口的活計。
  那個誕生偉大詩人的村莊,被汽車輪子甩在後面,越甩越遠
  跟父親的精神憂慮有所不同,徐貪德考慮的問題顯得更加“務實”。他思忖的是如何“把屈原村的旅游搞起來”。
  這個朴實的中年農民有著一定的經營頭腦,“把我們這裡的旅游資源開發好,再發展些民俗工藝,年輕伢子說不好就可以留下來了”。這是他的願望。兒子和兒媳都在城裡打工,孫女留在村裡由他和老伴兒照看。
  在屈原村採訪時,我住在徐貪德開的農家飯莊裡。我稱他為“老徐”。在我住下的幾天里,除了接待我,老徐還接待了兩個進村的年輕小伙子。他們開車進村賣衣服,自稱是“現代版的貨郎”。
  在老徐家隨手撿到一張旅行社宣傳單,上面的路線圖是:到秭歸來的游客,游覽完三峽大壩,可以去“屈原故里”看看,瞻仰一下屈原的雕像,在屈原紀念館里領略一下複製版的“三閭八景”,然後可再去九畹溪玩漂流。屈原誕生地,屈原村,不在此路線中。
  一天上午,老徐熱情地帶著我去游覽山裡“正宗”的幾處相傳跟屈原有關的景觀。我們騎著摩托車上山,皮膚被太陽烤得發燙。一路上,他跟我講著屈原村的旅游發展前景。
  今年,縣裡給屈原村撥款幾十萬元,修了連通山裡幾處景點的石板臺階。我們下了摩托車,一路踏著青石板進山。老徐踩了踩臺階上的青苔說,“這個青苔還沒栽完,還得加緊完工”。
  無論是讀書洞,還是照面井,或者只是一頭在樹陰下乘涼的老牛,都被賦予與屈原有關的傳說。在當地人的敘述中,這些景觀都是屈原遠大志向和高潔品質的象徵。
  山裡放眼望去是青色的臍橙樹和橘樹。在屈原的詩里,橘象徵著忠誠的品質。而在質朴的村裡人眼中,這種果類不僅是托物言志的對象,更是帶來經濟收入的作物。
  秭歸臍橙是在全國叫得響的農業品牌,是當地的支柱產業之一。不過,由於交通不發達,這裡的臍橙多是外地人來收購,“價錢往往會比運出去賣更便宜”。
  走到山腰,老徐指著山對面的一處臺地跟我說:“那就是香爐坪。”香爐坪,當地傳說為屈原的故居地。從外形上看,這裡很像一尊香爐,所以有了這個名字。現在,一戶郝姓人家在上面建了一棟四開的平房,過著日子。
  面對屈原村開發旅游經濟的“衝動”,作家周凌雲心裡有種複雜的情緒。他常年觀察屈原村,搜集了很多關於騷壇詩社的資料,還描摹這裡的自然風光,結集在他那本叫做《詩意村莊》的書里。
  在他散文化的筆觸下,“樂平里”風光絕美,充滿詩情畫意。但在城鎮文明向村莊推進的過程中,他對村莊自然美感不可抗拒的消退懷有感傷。在他的眼中,村莊過去的絕美風光已經有所折扣,比如,山下那些青瓦白牆的民居被小洋樓取代,還有舊日歡唱流淌的屈平河也在改變。
  “一條河的革命也在悄然進行”,村裡開了條大渠,把河水引走,建了電站。河裡的沙石被鐵篩子篩過後,有的被運走,鋪了公路,有的在村裡建了一排排洋房。河,成了一條糟溝。
  “這變化,就像騷體詩變成新詩,古意沒了,韻味也沒有了。”
  我對這位散文作家的敏感程度有些吃驚。對於我這個離開家鄉後長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而言,屈原村的藍天白雲和田園風光已經很難得。
  8月8日,我坐上村裡開往秭歸縣城的中巴車,告別了屈原誕生地。
  汽車沿盤山路不斷向上爬升,那個小盆地在我的視野中逐漸遠去。
  中巴車上了輪渡船,因為超載,我被臨時安排到一輛出租車上。
  這輛有些破舊的出租車載著我駛上高速公路。江的對岸,那個誕生偉大詩人的村莊,被汽車輪子甩在後面,越甩越遠,直到又變成一個隱蔽的世界。  (原標題:峽江蒼涼訪屈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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